大众文化的“度量”与“气量”

 脱口秀演员杨笠在网络综艺节目上的表演,被网友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报,这一事件迅速登上热搜,引发线上线下热烈讨论,成为大众文化的热点事件。娱乐节目如何把握“度量”,大众批评又如何保持“气量”?大众文化在同一圈层传播与出圈后所带来的碰撞,能否成为深化相互理解、促进社会共识的契机?文化工作者又如何介入大众文化生活,通过文艺批评的方式进行积极引导,推动大众文化的创新与繁荣?为此,本报专刊中心特别邀请几位学者专家各抒己见,也欢迎更多专家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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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杨笠的人士,读读《诗经》

肖 鹰

在脱口秀节目中,杨笠对“男人的普通自信”表达了尖刻的讽刺。 某些人士举报其演出内容“涉嫌性别歧视,多次辱骂全体男性宣扬仇恨,煽动群众内部矛盾,制造性别对立”“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

作为中国综艺节目的脱口秀,是从美国电视节目学习来的。脱口秀又称“单口喜剧”,在二战后美国兴起,主要面对底层、年轻观众,表达他们的挫折、困惑、愤懑和叛逆,是一种“冒犯性喜剧”。从表演手法来看,脱口秀演员常以第一人称“我”作为主角写段子,而其表演“冒犯的对象”,则不是具体的“这个人”,而是范围性的(标签化的)某群人、某类人。脱口秀表演的内容,虽然也是虚构(写段子),但是因为关注的题材是与观众共时体验、关注的日常生活话题,而且是用“接地气”的俚语俗话来表现,成功的表演会使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和代入感。因此,观赏和评价脱口秀表演,首先需要对它的表演特征和价值取向有准确的定位,否则就会受到伤害和产生误判。在北美,脱口秀先是在夜总会表演,然后扩张进入电视。

在杨笠的表演中,作为主角的“我”的标签是一个“底层青年女性”(代表着诸多被经济、外貌、身材、婚恋所困扰的青年女性),“我”冒犯的对象的标签是“男人”(准确讲是“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的男人”)。举报者显然是自我代入杨笠节目中“被冒犯的男人”。观众自我代入角色,是节目观赏中的一个普遍而且必要的观赏体验。因为,正是通过观众的自我代入,表演艺术的感染力才会被深化和强化(深入人心)。但是,自我代入只能是一种观赏体验,而不能成为真实认定。真实认定,就是直接把自己当作剧中人——“对号入座”。持这样的观演心态,不但不能真正欣赏节目的魅力、获得有益的心智启迪,反而陷入角色陷阱,抵制艺术。

举报者不仅对号入座,还把这个“被冒犯的男人”无限放大为“全体男性”——指控杨笠“多次辱骂全体男性宣扬仇恨”。这种指控之所以是“无限放大”,原因有二。首先,从现代文明意识而言,这是没有调查、没有依据,同时也没有获得授权的“妄自代表”。其次,举报者无视表演艺术中称谓的指称特殊性。为什么众多男性观众并没有如这些举报者一样对杨笠的表演感受到“被辱骂”(被冒犯)呢?我想,并非这些观众在观看杨笠表演中都没有代入感,而是他们“能入能出”,能正确区分戏里戏外,不会对节目中被冒犯的“男人”作真实的自我认定,对号入座。“男人,还有底线呢?”这句话中的男人,没有限定。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艺作品中,对人而言,一个没有限定的称谓,可能有三种指称:一是指具体的个人(单称),二是指某些人(特称),三是指(某类)全体人(全称)。究竟是单称、特称、全称,须视语境做判断。就文艺表现而言,非限定的称谓更普遍的情况是指向该作品刻划或塑造的某类型人物的——这就是脱口秀所谓的“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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