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造“升级版”河长制?

 近年来“河长制”成为热词,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中,还被拍成了电影。我国的河长制在较短时间内从试点扩散至全国,让江河湖泊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甚至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重大转变,推动解决了一批河湖管理保护难题。

河长制是如何产生和迅速推广的?推行过程中面临哪些问题?未来发展趋势怎样?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张丛林。

  中国环境报:我国河长制的产生和历史沿革是怎样的?

张丛林:河长制是一种中国式的提法,国际上并无此称呼。它是基于中国本土政治环境的创新,并已成为现阶段河湖管护的综合性平台。

在我国,类似“河长”的官职古已有之。历史上因担任地方行政长官而兼任“河长”的官员数不胜数。如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在担任杭州刺史时,就做了相当于“河长”的工作。当时的西湖由于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湖水干涸,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任职的第二年就动用民工20余万疏浚西湖,并建造了三塔作为标志,成就了今天的“三潭印月”;疏浚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了后来的苏堤。但古代的“河长”不等同于现代的河长制,缺乏规范化、现代化的管理制度,且更多依赖官员的个人意志,具有一定随意性。

新中国成立后,为应对水灾害、水资源、水环境等问题,我国陆续对防汛抗旱、大坝安全、饮用水安全等工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为后来“河长制”的提出做了铺垫。进入21世纪以后,水环境问题的系统性、结构性和流域性特征越来越突出,这就要求对水环境问题进行系统谋划和统筹应对。

河长制的创建与形成期是在2003年,当年6月浙江省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长兴县出台文件建立河长制,公布了河长名单以及河长工作职责要求。这一时期河长制的提出,有效缓解了水环境管理中跨层级、跨地区和跨部门的协调问题,既是地方对水环境问题复杂化的应对之策,也是弥补水环境管理体制性障碍的一种机制性措施。

通过对长兴经验的效仿和借鉴,河长制逐步延伸至浙江全省以及全国大部分地区。2014年水利部印发《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鼓励各地推行河长制,并于同年开展河湖管护体制机制创新试点工作。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25个省级行政区开展了河长制探索。河长制的重点任务也由以水污染防治为主,逐步拓展至防洪、水生态修复、保障供水安全等方面。

  中国环境报:现阶段河长制有哪些突出进展?

张丛林:到2018年7月,河长制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已初步形成,河长制正式上升至国家层面,有关规范性文件相继出台,任务范畴更为广泛。

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共明确省、市、县、乡四级河长30余万名,成立了省、市、县级河长制办公室。河长制正式写入《水污染防治法》;各地按照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精神和有关要求,建立了河长会议、信息共享、信息报送、工作督察、考核问责与激励、验收制度等6项基本制度。

各地推行河长制时还进行了大量本土化创新。例如,为推动基层河长减负、提升河长制工作效率,浙江开展基层治理河长通多通融合试点建设,将河湖管护与基层治理相结合。将县级河长制平台、县级基层治理四平台积极与省级河长制平台、省级基层治理四平台等各系统进行数据对接,实现了系统间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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